国际学校“催生”史:资本与教育互搏二十年

2020-05-21 tudou 互联网
浏览

“寒门贵子”是胡靖在20年前对留学生群体的印象。

那时他在英国一所大学负责亚洲区市场拓展工作。“地铁里逃票的中国学生很多,他们最关心的也不是学业,而是哪里能打工。”他向界面教育记者回忆道。

从2007年回国工作后,胡靖发现热衷找兼职的中国留学生们“消失了”,他们的家庭环境也变得富裕。

借着国际化浪潮,出国留学在近二十年里快速走向大众,中国的留学总人数从2001年的约10万人,窜升至2018年的66.21万。

财富增长为中国学子们提供了燃料。据招行与贝恩发布的《私人财富报告》显示,2010年中国高净值人群约50万人,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为15万亿元,这两数字在2018年变为197万人与61万亿元,增幅近三倍。

在K12阶段提供“本土留学”服务的国际化学校势头强劲。其范畴不只限于外籍子女学校,还包括招收本地学生的民办国际化学校(后统称国际学校)。校方会针对学生个性提供多种课程与双语小班教学,评价体系不以考试为唯一。学生们普遍进入海外高校就读,进入牛津剑桥等世界名校的也不少。

尽管其收费从一年8万元到30万不等,却吸引着大量生源。据德勤中国数据,2017年国际学校在读人数已达25万名,市场整体规模约436亿元。据国际学校服务机构新学说的数据,其数量实现“大跃进”式增长,从1999年的86所达到2019年的861所。

繁荣背后,国际学校行业生态也变得复杂多样。老牌学校们占据先发优势,但也未出现绝对龙头。新玩家们高调出现,试图挣得更多生源,但败退者也不少。二十年里,资本教育相互渗入,在国际学校身上呈现共进而矛盾的一面。

从外籍子女到本地学生

2002年李立维从台北来北京时,被两件事震撼到了,一个是长城的壮观,另一个是国际教育的匮乏。早在十年前他就在台北成立了自己的教育品牌,旗下拥有15所双语幼儿园及培训中心。但在北京和上海,民办教育机构寥寥无几,国际教育只限于外籍子女学校。

通过熟人介绍,他认识了协和教育的创始人胡卫,这位教育企业家当时在内地已开设多所海富与精英幼儿园。双方在国际融合这一教育理念上达成共识,本想品牌合作的李立维转而与胡卫一同开辟新路:参与创建一所民办中小学。

那时,国际教育圈还是外籍子女学校的天下。1999年,全国86所国际学校中,38所为外籍子女学校。北京顺义国际学校、耀中国际学校、上海美国高中、上海中学国际部等是这一时期的典型。但它们仅接收外籍子女,且学费高昂,几乎由外派企业支付。

中国加入WTO后,教育部开始允许中外办学,并在两年后颁布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(后称《民促法》),民办教育得以加速发展。

2003年,第一所协和双语学校在上海虹泉路办起来。校内硬件设施向外籍子女学校靠拢;办学上,除招聘外籍教师外,还引入海外教材辅助双语教学。

“当时很多韩国人来中国创业,他们不像欧美家庭,子女的学费由外企全包。我们提供国际化课程,学费又低,自然吸引了这部分人。”李立维向界面记者表示。当时协和将定位放在“中西融合”这点上,发展出“国际部与中西融合部”两部共荣的模式,同时招收外籍子女与本地学生。

但中西理念的差异让初创过程布满荆棘。

因为无可借鉴案例,小到卫生间内放不放厕纸,大到中外校长理念不合时该怎么处理等,都需要重新制定体系。本想待上三五年的李立维发现,他根本腾不出时间做其它打算。

同路人陆续多起来。在上海,平和双语学校于2002年实施全英语教学;世界外国语学校在2005年转为民办,成为均瑶集团旗下一员;2007年,包玉刚学校成立。国际教育在公立学校也开始变得时髦。在北京,人大附中国际部在2002年成立,十一学校国际部在两年后办起来。

“这些双语学校在创办时都有点‘误打误撞’,却都发展成了名校。”胡靖认为,这些有年份的学校的确有先发优势。“广州碧桂园学校创办时是为了提升周边房产附加值,这离博实乐扩张还挺遥远;均瑶集团纳入世外是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初衷,没想到办成一所名校;平和也类似,想办成特色学校,结果走向国际化。”他评论道。

据新学说数据,2000-2009年,国内新增国际学校总数达到270所,民办校以117所的数量占大头,公立学校国际部从10所涨至84所。

从招聘外教用英语上课,到整件制引入海外课程,再到从各色课程里优中选优,国际学校们也在迭代。

“协和在闵行区的几所学校相隔蛮近的,但为区分市场,不同学校分别使用英式课程、美式课程、加拿大课程和IB课程。”李立维说。